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中文系

从不同视角诠释历史 民间纪念开埠200年


来源:联合早报 2019年2月18日 星期一 3:30 AM
文/张曦娜

新加坡古地图。

新加坡纪念开埠200年活动开幕后,本地一些民间团体,不约而同邀请专家学者及文史研究者,从不同历史观与价值观诠释新加坡历史。

新加坡纪念开埠200年活动于1月28日在亚洲文明博物馆由李显龙总理掀开序幕后,一系列不同呈现方式的活动随着在全国各地展开。在某种意义上,开埠200周年纪念也让国人借此反思历史,本地一些民间团体,不约而同邀请专家学者及文史研究者,从不同历史观与价值观诠释新加坡历史。

许源泰:新加坡历史肯定超过700年

吾庐俱乐部与陈嘉庚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纪念新加坡开埠文化讲座系列”,主讲者之一的许源泰博士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高级研究员,他在讲座“从淡马锡到新加坡”中, 根据近二三十年在新加坡发现的出土文物,再结合中西史料综合解读,试图为普罗大众厘清新加坡历史的长期误解。

许源泰说:“我们回头审视这块土地的悠久历史,其意义在于我们从中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其实非常复杂,时兴时衰各有轮替,盛有其因,衰有其兆,各种族群和文化因素皆在历史长河中交织而成。今天小至个人的民生问题和精神课题,大至国内外的海域纠纷和宗教矛盾,皆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不回头了解历史,无法全面理解这些问题的原由。杜牧在《阿房宫赋》所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很有警惕性,值得我们深思。”

他说,最早在“淡马锡”这个海岛上开辟商埠的年代,不是200年前的莱佛士时代,也不是700年前的宋元年代,“肯定是在唐朝年代崛起的海上霸权室利佛逝王朝(苏门答腊巨港)管辖范围内的淡马锡港。”

许源泰说:“早在七个世纪前,当时被称为淡马锡的新加坡,已是个繁荣的国际贸易港口,由于17世纪开始衰弱,以致后来被误认为是渔村。”

他说, “新加坡拉”与“新加坡”是在淡马锡岛上两次自主独立的国家。第一次在本海岛上自主独立的“新加坡拉”(1299-1398),其生存策略或可为当今独立自主的“新加坡”(1965-)之永续发展提供参照。

许源泰说,从近年来的出土文物中发现,新加坡历史肯定超过700年。首先,2009年在政府大厦和旧高等法院展开的考古挖掘工程,发现古钱币等14世纪文物。另外,2015年在皇后坊维多利亚剧院和音乐厅前完成的考古挖掘工作,挖掘出的文物属于365至805年前的古物,其中包括唐代(618-907)及宋朝(960-1279)的钱币。

多年来在本地从事考古工作的美国考古学家及国大文学暨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系教授约翰·米克西奇(John Miksic)曾指出,本地曾挖掘出拥有千年历史的斧头,证实新加坡可追溯的历史早于1300年。

米克西奇也曾指出,在1300年至1600年期间,新加坡是一个拥有1万人口的贸易港口,当时的社会相当繁荣,人们使用中国钱币和纸币,有各种制造业,包括酿酒业、铸金业。这里也是区域的交汇点,船只进出频密,人口也多元,有马来人、华人、印度人、爪哇人等,和现在的新加坡差不多。

许源泰说,研究新加坡历史的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历史文献十分重视,成书于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由泉州市舶司赵汝适著的《诸蕃志》记载:“三佛齐,间于真腊、阇婆之间,管州十有五。在泉之正南,冬月顺风月余方至凌牙门。经商三分之一始入其国(即三佛齐)。”意指从泉州前往三佛齐(也称室利佛逝)的商船先在新加坡(凌牙门)卖出三分一的货品,然后才到三佛齐卖掉其余剩余的货物,这说明早在1224年新加坡已经是一个繁荣港口。又如元代航海家汪大渊成书于1349年的《岛夷志略》记录了“龙牙门”,并提到“单马锡番”,还说岛上有“男女兼中国人居之”。

在皇后坊发现的唐宋钱币。(档案照)

当年的宗教活动

许源泰多年来也从事新加坡华族宗教研究,他说:“我过去所做的本地华族宗教的研究,不论是佛教传播,或是民间信仰传播,都须要回答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佛教在新加坡的起源始于何时?妈祖、大伯公等民间信仰,在新加坡始于何时。我须要关注,莱佛士登陆前后,是否已有华人在新加坡活动。结果答案都是在莱佛士登陆之前。”

他指出,其实本地文史工作者邱新民在发表于1981年的《顺天宫碑石的发现小语》已提出, 在1819年莱佛士登陆前,新加坡已是一个通商口岸,而不是小渔村,莱佛士登陆时新加坡人口也不只150人。

许源泰说:“做为学者,对我而言,近二三十年来的出土文物,确实帮助我在学术研究上有新的成果。尤其是出土文物中的宋元瓷器佛像,以及密教的玉髓、天珠等文物,显示新加坡当年的宗教活动和商贸来往,都与大乘佛教中心室利佛逝王朝和东爪哇的婆罗浮屠息息相关。在新加坡河边出土的这些文物,若与马来半岛、文莱和印度尼西亚的出土文物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参照,更可以发现整体性的意义。”

薛依云:狮子图腾是共同身份标记

配合新加坡开埠200周年纪念,新加坡文艺协会于上月举办讲座“狮子图腾与文化传承”。主讲者薛依云赶在去年12月出版新书《狮子图腾与新加坡的前世今生》,书封底印着:“一本以‘狮子图腾’解释新加坡立国安身何去何从的书,何以把观光者口中熟知的故事,重新根植在新加坡人的心里?”

薛依云说,为了完成该书,他在梳理新加坡7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看到狮子图腾的一路相伴,从淡马锡(爪哇语意为“水镇”或海上城市)到新加坡拉(狮城),到海峡殖民地(三州府),再到自治与独立,最后发展成为环球化城市。

薛依云说:“作为一个多元种族的移民社会,新加坡尤其需要一个共同的身份标记,作为这个群体的象征与符号的观点,借以获得强大的精神力量并巩固社会凝聚力;通过当前继往开来历史交替时刻之契机,唤醒国民意识,开展对狮子图腾的重新认知,构建集体记忆,以文化自信来面对新时代的挑战,也因而有必要正视狮子图腾释放出来的强大精神力量与蕴含的社会凝聚力。”

薛依云提出,“新加坡拉”(狮子城)的神话故事,源自成书于1612年的《马来纪年》,狮子城名称的产生,就是多种宗教文化与政治势力博弈所衍生的产物,其中有对文化宗教的怀缅,更多的是君权神授立国发奋求强的自励。在书中作者也提到,新加坡周边就有五个国家和地方曾以狮子命名,虽然这里并没有狮子。

狮子标志跨越种族

关于狮子图腾,薛依云提出,1956年开始屹立在独立桥两侧作为守护吉祥兽的“默迪卡”雄狮,它也是意大利雕塑家卡瓦列·鲁多夫·诺里(Cavaliere Rudolfo Nolli)的作品,石雕雄狮造型俊伟,曾是新加坡地标。马来文默迪卡(Merdeka)是“独立”之意,因此“默迪卡雄狮”象征新加坡追求自由独立的奋斗精神。但1966年以后,由于交通及路段扩建的关系,默迪卡雄狮一度迁移到加冷公园,1987年落户在新加坡武装部队军事训练学院。

薛依云说,独立桥雄狮作为新加坡安身立国的狮子图腾标志,无疑是跨越种族,它的出现赋予狮子图腾新的生命力。

1972年迎来的鱼尾狮雕塑,是虚构的狮头鱼身的动物形象,其设计灵感是根据《马来纪年》的记载。这鱼尾狮的上半身就是当年Singapura的典故,下半身则自Temasek(海上城市)的背景,于1964年作为新加坡旅游促进局的标志。本地凋刻家林浪新在1972年根据时任教育部常任秘书关世强提供的喷泉鱼尾狮雕像蓝本制作完成。

至于李家舜设计的狮头标识图像(The Lion Head Symbol)在1986年出现,政府主要考虑到狮头图像比起国旗和国徽,可以广泛被个人、组织和公司在非正式场合使用,借以提升新加坡国民身份的归属感。

薛依云说,“狮头标识图像”虽然不是形体实物,但根据新加坡政府的官方解释,狮头标识图像象征着勇气、力量和卓越,以及面对挑战时的坚韧的价值观。

新加坡武装部队军事训练学院的两座石狮,原在独立桥上负责“看守”。(档案照)

李国梁:从人性化的角度回望历史

自1月开始,喜耀文化学会也与文史工作者李国梁合作,连续三个月举行三场与开埠200年有关的讲座。第一场“回顾与反思”,分享曾经繁华的古代新加坡拉,以及殖民地时代以后,新加坡借助于各方势力与实力,重新崛起为海港城市。第二场“日战中的无名英雄”,则是李国梁跟另一名主讲者李叶明一起发掘日战期间的民间记忆。

李国梁的第三场讲座“林德宪法与理想家园”,重温日战后新加坡人为摆脱殖民地统治经历过的一连串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他也将于7月在唐城图书馆举行讲座“大坡:民俗风情迎客来”,通过比较轻松的方式来回顾民生。

李国梁说:“这系列讲座是纪念开埠200周年而不是庆祝,它为我提供机会,从较人性化的角度回望旧时光。历史是人的历史,官方历史记述的往往是人的活动、人的成败、人的功绩,但我要表达的另一层次,是人的精神、人的愿望、人的理想。每个人都希望在生命中创造价值,这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要体会贯穿于史义中的人的价值,是一个人心与人性相接沟通的过程。新加坡近代史,从1000人发展至560万常住人口,就包容无数人物、无数生命的成就与价值。”

新加坡先驱人物佘有进(左)与林文庆。(档案照)

新加坡故事展现自信

李国梁举例,在第一场演讲“回顾与反思”中,他除了谈莱佛士,也谈那个年代一些标记性人物,例如有“甘蜜大王”之称的佘有进(1805-1883),他关注他同代的人,曾在著作中谈到华人劳工来到新加坡染上鸦片瘾,赚一点钱就把钱消耗在鸦片烟或赌博上,虽多年劳苦却毫无积蓄,所以无法回乡。又如林文庆,他虽然获得英国女王奖学金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完成学业,但是非分明,敢于向英国政府提出禁鸦片,这些人物都在他们的时代里发挥人的理想与精神。

在第二场演讲中,李国梁关注日战中挣扎求存的小市民,例如曾经担任过历史博物馆华语导览员的史立道,日本侵略时,14岁的史立道在中正中学念中二,当学校宣布停课时,史立道搭上班车回老家关丹。战事爆发后,大多数马来亚人民跟着英军逃到新加坡来,史立道背道而驰,反而回返战区,因为当年年纪轻轻的史立道已经知道,一家人互相依靠取暖是最好的选择。又如黄坤浩,出世时因为日军侵略,从小没有奶水喂养,家人想方设法以香蕉加上香蕉茎熬煮成奶液状的食物,黄坤浩就靠着“香蕉奶”慢慢长大,但由于营养不足,长大后的黄坤浩体格一直偏向瘦小。

李国梁说:“这50年来,我们从150周年纪念的‘庆祝’转变为‘纪念’,莱佛士从‘开创新加坡’转变为‘登陆新加坡’,意义的改变或许可归纳为三点。思想进程,从英国人的眼睛,过渡到通过本地人的眼睛看历史。落地生根,21世纪,民间有意识地通过自助创建的文物馆、展览、艺术、文献等来展现自身历史,建构跟先民的联系。展现自信,当越来越多人愿意以客观的心态,花时间精力去组构民间记忆,新加坡的故事便会展现自信。”